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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如何平衡包容？中外专家把脉建言******

　　中新网北京12月4日电(记者 孙自法)作为有望引领人类未来变革的一项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AI)近年来在快速发展并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也带来安全、隐私、公平等系列问题和挑战，人工智能治理概念应运而生，备受关注。

　　由清华大学主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的2021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12月4日在北京开幕，中国科技部副部长李萌致辞时形象表示，“我们现在正站在智能化社会的门槛上，人工智能这条大船正载着我们向智能化世界驶去，而治理正是随时校正大船航向，确保大船行稳致远”。

　　在随后举行的“如何构建一个平衡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主论坛上，中外专家学者线上线下对话，把脉人工智能发展，聚焦治理体系构建。

　　中国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澜提出，人工智能治理直面数据、算法、算力、场景等四大要素挑战，价值导向上要坚持人工智能技术安全可控的底线思维、维护个人权益尊严与平等的人本思维、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展思维和人工智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思维，遵循“和谐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尊重隐私、安全可控、共同责任、开放协作、敏捷治理”的治理原则，着重从“包容、共享、审慎、负责”价值原则来平衡人工智能治理中的发展和安全需求，形成人工智能治理机制的价值共识，推动实现全球协同治理。

　　关于“审慎”价值原则，薛澜强调，要对人工智能治理给出明确的安全底线，既不能放任不管，任其野蛮生长，也不能出现“一管就死”，避免矫枉过正。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表示，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代表性技术，人工智能治理旨在促进具有人类价值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以造福人类和地球，因此，人工智能治理应遵循人工智能发展规律，具有开放的多利益相关者共治的结构，应综合运用技术、规则、教育等多种工具，并有效植入到人工智能应用平台之中。他还特别强调，不仅要发展人工智能各式各样的应用技术，还要发展一批保护隐私和公平、加强监管的人工智能治理支撑技术。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政策与方案支助局局长徐浩良指出，人工智能不是万能灵药，它的好坏取决于使用人工智能的人及数据基础、治理标准。“我们需要全面地看待人工智能，需要跨越国界、跨行业和跨代际的合作，来制定必要的治理框架”。他说，国际机构和国家间的合作至关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通过有关人工智能伦理的提案，得到许多成员国的支持，这是积极的一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已做好准备，为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构建人工智能治理框架提供支持，让人工智能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新的、21世纪国际合作方式来治理人工智能？”卡内基理事会资深研究员、人工智能与平等倡议联席主任温德尔·瓦拉赫认为，首先是以数字和生物革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在重新定义人类的意义，并且重塑世界和未来前景；二是技术速度远远快于道德和法律监督到位的速度，新的人工智能部署的绝对普遍性和速度，颠覆了行业政府、传统机构以及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技术结构；三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存在基本控制问题，作为关键系统组建部署时会构成潜在危险。

　　他说，建立一个合作的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机制，应该是敏捷的、适应性的、预见性的、响应性的、包容性的，“但是我们应该很清楚，如果没有中国和美国的参与，所有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方案都只能是幻想。如果不大力转向国际合作，我们将无法成功度过未来几十年”。

　　“今天社会不仅仅是外卖小哥被困在算法里，我们每个人都被困在各式各样的算法里。”清华大学智库中心主任、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苏竣认为，人类即将从工业社会迈向以科技进步和智能技术为基础的智能社会，人工智能技术在颠覆性地重组人类社会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的法律隐私、道德伦理、公共治理带来诸多严峻挑战。

　　他说，技术是中性的，算法是无辜的，在这场人工智能掀起的人类社会巨变中，需要科学的方法研究和应对科技发展带来的种种风险、问题和挑战。“开展人工智能社会实验、探索智能社会治理的中国道路”的倡议自2019年发起以来，经过两年多努力，已在全国有序展开，实现智能技术治理与智能社会治理齐头并举，将为构建有人文温度的智能社会作贡献。

　　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总裁罗欣顿·麦德拉指出，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数据领域，要有全球所有国家都接受的数据伦理方面的标准，包括如何搜集数据、收集谁的数据、如何储存数据、如何整合数据、如何分析数据、如何加密、如何保证数据安全、如何使用数据等，“在全球层面共同创建普遍性的标准，它需要很多很多的努力，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治理挑战”。针对现在越来越多的全球价值链当中，因为机器的替代，很多工作机会被失去的问题，他建议由来自不同社会、不同文化或宗教背景的哲学家组建一个全球性委员会，来思考应对和解决之策。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表示，当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也肩负着参与国际治理规则制定的职责。因此，如何助力全球社会共同构建一个平衡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需要进行系统思考，开展国际对话。(完)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系列解读②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 做好乡村人才振兴文章******

　　作者：朱宁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本土培养和外部引进相结合，重点加强村党组织书记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训，全面提升农民素质素养，育好用好乡土人才；要引进一批人才，有序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企业家入乡，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让其留得下、能创业”。

　　关于乡村振兴，习近平总书记擘画了五个振兴，其中人才振兴非常关键。人才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动力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全方位培养、引进和用好人才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一、乡村人才培养和引进的主要成效

　　乡村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是一项系统工程，近年来，有关部门在乡村人才培养、引进以及配套政策等方面推出了系列举措，为全面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人才培养提升本土人才能力素质。通过相继推出的针对村党组织书记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等本土人才的培训计划、项目、行动等，为乡村本土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平台。

　　具有代表性的有：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大学生村官示范培训计划重点遴选了农村基层组织负责人、新型农业经营和服务主体带头人等作为培训对象，提升了各类人才的乡村治理能力和脱贫致富带动能力，截至2021年，累计举办示范培训班1800余期，培训18万余人；农村基层干部乡村振兴主题培训计划突出政治引领，提升集体经济发展和乡村治理等能力，对基层组织负责人开展轮训；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着力提高带头人的能力素质，自2022年起每年为每个县培育10名左右“头雁”，用5年时间培育一支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队伍，带动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雁阵”。

　　人才引进为乡村人才队伍注入活力。通过不断加强乡村人才引进力度，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超过了1100万人。各级政府部门为入乡人才提供了多种政策支持。一是给予就业创业扶持，通过就业创业服务补助、培训补贴、以工代训补贴、一次性创业补贴、乡村公益性岗位等政策，支持高校毕业生、农民工、脱贫人口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二是优化农村创业环境，国务院以及相关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财政税收、创业补贴、金融保险、用地用电、人才保障、创业服务、园区建设等扶持政策，明确各地要加大对返乡入乡创业人员从事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用地的支持，帮助各类人才返乡入乡投资兴业。三是做好规划引领。2021年，农业农村部印发《“十四五”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发展规划》，做好顶层设计，明确提出“健全人才引进政策体系”，引导各类人才返乡入乡兴乡。

　　优化环境改善乡村人才工作与生活条件。通过不断优化提升创业就业环境，为乡村人才提供精准化的工作与生活条件支持。制定税费减免政策，对符合条件的返乡创业企业可享受减征企业所得税以及免征增值税、营业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等税费减免政策。利用中华农业英才奖、全国农业劳模和先进工作者以及全国十佳农民等评选表彰，提升了乡村人才干事创业、奋发作为的积极性。利用“银保担”合作、供应链金融、设立绿色通道等方式，为返乡入乡创业企业提供优质金融服务。利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整县推进项目以及农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奖补政策，持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了乡村人才的生活环境。

　　二、乡村人才培养和引进待化解的难题

　　目前来看，乡村人才培养和引进仍然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急需解决：一是人才结构不优。从乡村人才个体特征看，年龄偏老、学历和职称偏低。从乡村人才分布情况看，多集中在经济较强、交通便利的乡村，偏远乡村人才相对较少。二是人才吸引力不强。农村资源要素活力不足，人才成长空间小、待遇低，医疗、教育、交通等方面条件相对落后，难与经济条件较好的城市相比，乡村对人才的吸引力、吸附力不够，造成外地人才引不进、本地人才留不住。三是人才扶持仍不够。在乡村人才培训及基地建设方面资金投入不足，且乡村人才发展所需的扶持政策、激励保障政策力度仍然不够，影响了引进人才和留住人才，也影响了乡村人才示范引领作用的有效发挥。

　　三、创新人才政策，开创人才振兴新局面

　　针对乡村人才发展难题，需要在目前政策的基础上，持续创新人才培养、引进、使用以及扶持激励保障政策，进一步激励引导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的广阔天地担使命显身手，打造乡村振兴新引擎，做好“育引留用”文章，切实开创乡村人才振兴新局面。

　　创新培养政策，“育得出”人才。乡村振兴对人才的需求明显增加，需要持续加强乡村人才培养工作，为乡村振兴提供一批高素质、高质量乡村人才。切实提高全面性，乡村人才类型多、涵盖广，要细分人才类别，坚持分类施策，全面提升乡村人才队伍的综合素质和带动能力。

　　切实提高针对性，找准人才培养的关键点和主攻方向，建立健全符合乡村人才队伍建设规律和发展特点的培养体制机制，瞄准抓数量、抓质量、抓多样，综合采取短期培训、职业教育、学历教育、持续提升等多种培养方式。切实提高系统性，中央层面加大对乡村人才培养重大工程统筹设计力度，各省负责组织实施人才培养重大工程，并量身定制本省乡村人才培训计划和方案。市县层面负责乡村人才推荐、参训选调、日常跟踪服务、支持扶持政策落实等工作。

　　创新引进政策，“引得来”人才。乡村人才振兴不仅要依靠本土人才，而且还要有引进人才的补充，重点有序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企业家入乡，鼓励城市人才下乡服务，实施“一村多名大学生”计划等引才计划、行动等，出台适应农村发展、农村特色的引才政策，提供符合规定的福利待遇以及良好的生活条件，在人才子女教育、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方面提供保障，建立政府引导、基层组织与企业等主体参与的乡村人才引进机制，吸引各类优秀人才下沉服务乡村、干事创业。

　　创新扶持激励保障政策，“留得住”人才。建立产业政策与人才政策统筹谋划机制，坚持管产业与管人才并重，探索在各类涉农项目资金中设定一定比例人才发展资金，将项目带动人才发展情况列入项目验收考核指标，将产业的政策、项目、资金与人才政策一起研究、一并实施，为人才在乡村干事创业提供培训、项目、资金、金融、园区、物流、土地等系统性支持服务。

　　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开展优秀人才评选、职业技能竞赛等典型选树活动，激发下乡返乡人才留在乡村发展的动力。为人才打破乡村与城市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政策壁垒，在医疗、子女入学、档案托管、证件申请等方面实施最优惠政策，提供“一站式”服务，构建有利于人才在乡村发展的保障体系。

　　创新使用政策，“用得好”人才。打破身份、体制和编制等限制，专门制定乡村人才职务晋升、职业资格认定、职业等级评定以及职称审定等措施，并赋予相应的待遇，为优秀乡村人才提供更宽广的晋升渠道和发展空间。鼓励乡村人才创建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家庭农场发展创业联盟、新型职业农民协会、高素质农民协会等合作共赢平台，推动实现乡村人才之间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引导平台发挥帮助农民、服务农民、富裕农民的作用，同时，对合作共赢平台开展联农带农富农进行监督评价，提升规范发展水平。

　　（本文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乡村治理与发展团队”(10-IAED-06-2023)的阶段性成果）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